2019年3月23日上午，在第五届河阳论坛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作了题为《知行合一新探索》的专题报告，与在场嘉宾、老师、同学及所有参会人员分享了当下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难题和困境，也表达了对河阳论坛以及知行合一的类似探索的敬意与思考。河阳乡村研究院在征得李彬教授同意的情况下，特转发发言稿全文，以飨读者。
早就听说河阳论坛，传扬间感觉就像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小延安”，吸引着各方探求真知、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也悠然神往，延颈鹤望。所以，有机会参加论坛，自然格外欣喜。先对论坛及其持之以恒的努力表示敬意，对赵月枝教授的用心安排表示谢意！
作家李洱积十三年之功完成一部新作《应物兄》（2018），如同现代的“儒林外史”、中国的“小世界”，这部近百万言作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难题和困境。”就此说来，河阳论坛一方面固然为传播研究打开一种新境界，为暮霭沉沉的主流传播学界注入一丝生气；一方面，也在于或者说更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具体路径，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乱云飞渡之际，重新尝试知识创新与家国天下的水乳交融，学术情怀与社会关切的血脉相通，所谓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从而也与各路前赴后继的探索如出一辙：从费孝通到邓英淘、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贺雪峰、何慧丽，从陈望道为复旦新闻教育确立“好学力行”的系铭到清华新闻学院“大篷车课堂”的教学实践等。如此一脉探索轨迹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行合一，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求学问道与身体力行的统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首先看望了文艺界与社科界的政协委员，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其间，他再次谈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立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并希望学者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河阳论坛探索的正是这样的治学之路以及人才培养之路，所以说既是传播研究中国化的新尝试，也是中国学术走向知行合一的新探索。李书磊推许唐代诗人及其精神境界的话也适用于此：“他们执著于这一方烟火，把生命落到实处，与立足的土地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亲情，使人生变为真切而具体的过程。”
这一知行合一的传统源远流长，无论是五千年老中国的晴耕雨读，还是七十年新中国的德智体美劳，始终薪火相传。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不朽的三重境界。治学的立德、立功、立言迹近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南宋胡宏的“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谓也；小用者，谋利计功之谓也”。古往今来一切真学问、大学问即所谓“大学”，无不在现实层面“超凡脱俗”，鄙薄追名逐利，拒绝著书只为稻粱谋，又无不在精神层面关注社会，心系天下，服务苍生，正如经济学在中国一向属于经世济民之学。历代非常倜傥之人更在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中，为中华民族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到诸子百家的上下求索，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到诸葛亮的经世致用，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从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古老而青春的东方大地上，千百年来始终磅礴着一股浩然正气，流淌着一脉文化清流。在新中国七十年蔚为壮观的新文化大潮中，更是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人民知识分子和彪炳史册的文化创造。人们知道一代国画大家谢瑞阶八十岁的封笔之作，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的巨作《大河上下浩浩长春》，但未必知道当年这位艺术大家与人民群众是怎样水乳交融，比如，普通教师都可随时登门，请他为孩子们画些教学用图，而他总是欣然命笔。
当然，随着近代中国被胁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加剧，一方面导致《共产党宣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畸形状态，一方面促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在推进学科分化、专业林立以及现代化之际，也使知识脱离大地、学者远离民生一度成为趋势，由此造就了一批不及物的“学院知识分子”或曰“知道分子”，至于一些买办文人更如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Grieder）的评价：“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或他们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今天，这种状况依然难以根本摆脱，李书磊怅望千秋不由感叹：
中国古代的诗人、史家、学者多有在中国国土上四处游历的经历，这种游历使他们贴近土地和人民，走进历史和生活，体悟到文化的灵魂并由此形成他们自己的情感与精神。古时候当然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火轮之类机械化的工具，游历是靠骑马、乘木舟甚至步行这种原始而自然的方式完成的，因而使游历者与山水民风有一种肌肤之亲。这种长久而深刻的肌肤之亲竟使我们这些今天的文化人生出无限的心仪和向往。我们今天被课堂、研究室、图书馆和电脑网络牢牢地囚禁起来，被各种各样的学术文化规范囚禁起来，被知识分子自身的趣味和利益集团囚禁起来，变得日益地孤立、孱弱而苍白。
为此，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愿景，既在文学艺术领域清除列强、封建、买办等旧艺术、旧品味，倡导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又在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不断探索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以及知行合一的育人之道，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又红又专，三大革命。在此过程中，即便出现偏差或失误，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进中，哪怕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但大方向、总目标从毛泽东到到习近平始终一以贯之，也就是确立新中国的道路与新时代的道统之际，培育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造就一批又一批知行合一的人民知识分子。
河阳论坛的探索就行走在这一方向和道路上，尊奉“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走向田间，走进民间，走进人民心间，将书斋世界与现实世界打通，将学术人生与社会人生打通，就连活动形式都隐然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段论述的意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者。”
这一探索今天尤其富有现实意义。因为，学术界与教育界一方面固然成绩不少，进步不小，另一方面脱离实践、远离人民的状况也日益突出，毋庸讳言。现行的一些体制机制，如随波逐流的“国际接轨”、对标美国的“一流大学”、基础教育私立化精英化逐利化等，也在助推一些不痛不痒的“八股学术”、可有可无的“英文发表”、既有碍于探求真知更无助于追求真理的“清规戒律”，同时助推没有人间烟火气的“精神贵族”，促使学生不仅不得不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到书本，而且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柏林。这种状况让人想到白修德笔下的民国精英：毕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常春藤大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就连做梦都用英语，却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现代化的分工需求、精细化的社会服务与国家治理以及日益广泛的世界交往，离不开千千万万的专业人才，各路学子也在求学问道过程中不断觉悟，既成就自己的梦想，又以所学专业服务社会，报效桑梓，造福人民，最终汇入“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历史大潮。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知道与做到的分离、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分离、求学问道与身体力行的分离等种种知行分离的态势与趋势，也难免导致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一种总体性偏差，结果一方面既异化学术也异化学人，一方面又影响个人自由而健全的发展，从而往往与“士不可不弘毅”的境界渐行渐远，与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目标圆凿方枘，与穆青“勿忘人民”、范敬宜“念白云深处万千家”等寄概良深各行其是。
遥想四十多年前，自己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中原大地“上山下乡”，尽管当时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时间也不过两年，但这段经历在人生路程上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也奠定后来著书立说与教书育人的根基。所以，我对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习近平的扎根中国大地等思想由衷服膺，对甘惜分的“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愈发认同，视为青年知识分子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的大道之行。也因此，我对河阳论坛以及知行合一的类似探索充满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用张承志的话说：“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转自河阳乡村研究院公众号阅]
